在一场访谈中，毛远新深入探讨了毛主席批判孔子的真正动因。然而，这场批孔运动的起源，实则与一首诗作紧密相连——那便是毛主席于1973年致郭沫若的《读封建论·呈郭老》一诗。
少骂秦皇，焚坑事需商。
祖龙已逝，秦朝尚存；十批非佳文。
秦政百代传，孔名虚名高。
熟读封建论，勿效子厚复古。
毛远新表示，这首诗系主席于1973年夏日挥毫之作。然而，他是在“十大”之后才告知于我。而“十大”召开于同年九月。彼时，我正在辽宁履职。会议闭幕之后，我即将返回，与主席作别，此事正是他亲口所告知。
在郭沫若所著的《十批书》中，有一部专论秦始皇，对秦朝焚书坑儒之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。此书于50年代问世，因此，毛主席将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赐予我阅读。我对此文进行了深入的研读。虽然唐朝的古文并不难懂，但当我接触到清朝章太炎的文章时，却感到颇为吃力。许多生僻的字词我都不认识，于是便向毛主席请教。他为我一一解释这些字的含义。谈及明末清初的文章，我感慨它们竟比唐朝的还要晦涩难懂。
主席指出，唐朝时期，文人墨客的作品尚未达到极端，李白的诗作尚能贴近民众心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尤其是南宋时期以后，诸如朱熹的理学等学说兴起，至元明两代，似乎越是用到生僻的字词，人们的自我评价就越高。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中对秦始皇给予了肯定，主席曾以此书与我分享其观点。
一句古语云：秦朝继起，终至覆灭。然而，那倡导“天下为公”理念的秦始皇，其行径亦非全然无私。诚如所言，他虽以一人之私欲成就了公天下，但其内心仍为个人私利所驱使。他所说的“分封制”，正是柳宗元所极力反对的，认为封侯之举只会导致国家分裂，先起纷争，终至历代皆难以避免的各种问题。秦朝统一之后，是否实行分封制，李斯与众多人士意见不合。李斯力主郡县制，主张由皇帝亲自任命省长、县长，而非封王于各地，使子孙世代统治，实现世袭。正是他打破了这一传统，主席赞誉其功绩卓著，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壮举之一。
在秦始皇之前，诸侯王侯林立，而秦始皇继位后，却觉得分封制已不再适用，于是推行了郡县制度。随后，有些朝代又恢复了分封制度，比如汉朝初期，七国之乱、八王之乱接连发生，使得汉武帝不得安宁，众多诸侯纷纷起兵造反。汉朝的分封制度，延续至唐朝，李世民时期仍需封王，对于立有功勋者亦需封赏，然而是否封王在朝内引发了诸多争议，历代皆然。比如，若某一省份需封王，那么王位将世袭，其子孙、甚至如同刘禅这样的无能之辈也能左右朝政，最终导致国家分裂。封建论者对秦始皇持肯定态度，因此劝诫大家（郭老）对秦始皇应少加指责，对于焚书坑儒之事也应理性讨论。这并非郭老个人的结论，秦始皇迫害知识分子（统一度量衡，亦需统一思想）时，秦灭六国之际也有众多儒生遭受牵连。
诗篇中所提到的“祖龙”，实则是指秦始皇，即便他已逝去，亦即秦始皇的离世。所谓“十批”，乃是指郭沫若所著的著作。当时，我提出了两个疑问；首先是“祖龙”的含义，主席解释道，它指的是秦始皇；其次是关于“历代都行秦王政”中的“政”字，是赢政的“政”还是政治的“政”（鉴于秦始皇名为赢政），主席明确指出，这里的“政”指的是政治的“政”，即依照秦始皇的治国策略。至于“孔学名高实枇杷”，意指孔夫子的学说虽然声名显赫，实则并无实效。而“熟读唐人封建论”，则是指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（子厚为其字），但不应将论述追溯到柳子厚之后，而应回归到周朝。至于“文王”，则是指周文王。
毛远新提及孔子的学说时表示，主席认为，孔子在其时代，其理论未能得到认可，因而四处游历，却屡遭排斥，原因何在？
战国时期，七雄争霸，唯独秦国禁止孔夫子之徒入内。自商鞅变法以来，其他诸侯国虽许孔子弟子（彼时孔子已逝）前往讲学，然而，那些曾信仰孔夫子的国家为何最终却纷纷衰亡？
唯有秦国，在秦始皇摒弃孔子学说的影响下得以实现统一，这不正应了那句话吗！自秦始皇离世后，农民起义频发，楚汉争霸，刘邦击败项羽，再次统一了国家。此后，历经汉、三国、魏晋，直至南北朝、元、明、清，历代的皇帝虽然口头上批评秦始皇，但在实际行动上却纷纷效仿他的做法。这难道不是“说一套，做一套”的道理吗？
众口一词地指责秦始皇为暴君，然而在实际行动中，他们的手段并不比秦始皇温和。秦始皇曾坑杀四百余人，而后续的皇帝们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文字狱的残酷程度一浪高过一浪！大家纷纷效仿，因此历代君主都沿袭了秦王政的做法。实际上，那些表面上尊孔崇儒的名声，不过是虚有其表。
主席指出，孔子的诸多言论虽被誉为至理名言，如今看来亦不失其价值，然而，当置于现实社会的纷繁矛盾之中，孔子所倡导的理念似乎难以应对这些复杂的挑战，它们似乎无法解决实际问题。因此，这些言论在现实中似乎成了空洞的言辞。都是主席的话。
领导人指出，历史上有许多农民发起反抗，而统治阶层内部也常常因权力争夺而更迭皇帝。每当这些反抗发生时，反抗者都会对孔子进行批判。这是因为孔子的学说中强调君臣之道，认为臣子不应反抗君主。若要推翻皇帝，就必须违背孔子的儒家思想，因此必须批判孔子，否则起兵的理由就失去了正当性。例如，刘邦就曾轻视儒生，甚至在见到儒生时会将帽子摘下撒尿，这在史书中有所记载。然而，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儒学被独尊，这表明当掌握了统治权之后，统治者又会重新启用孔子的理论来治理国家。
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，这是一场在河南发生的军事政变，他成功推翻了皇帝，自己穿上皇袍登基为帝。这种行为与孔子的教诲相悖，显然是不相符的。然而，在他成为皇帝后，却又重新尊崇孔子，将孔子的思想请回朝廷。他在反叛时批判孔子，而在治理国家时又推崇孔子，表现出了这种矛盾的态度。至于成吉思汗，他是否研读过《论语》不得而知，但他的铁骑横扫欧亚，所向披靡，甚至有将所有农业区变为牧区和草地的野心。
然而，进入元朝时期，后继的皇帝亲赴山东祭祀孔子，对孔子的地位推崇备至，不仅头顶高帽，而且封号显赫。似乎元朝皇帝对孔子的封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到了明朝，朱元璋起兵反抗时，他并未推崇孔子，这显然是认为造反无需理会孔子的教诲。他本人对孔子持有反感的立场。
朱元璋登基后，便计划前往曲阜进行孔庙祭祀。同样地，清朝时期，即便努尔哈赤的学识有限，满族入主中原后，实行了“剃发易服”政策，这与孔子的教义似乎相悖。然而，清朝皇帝继位后，却开始推崇孔子。至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，他起初批判孔子，若非如此，他可能不敢发动起义。但当他成为南京的天王后，却转而尊崇孔子。
毛远新表示，无论是国共两党的先驱孙中山，还是陈独秀、李大钊，他们都认为“五四”运动是从批判孔子开始的。是这样的吗？随后，蒋介石上台后转而推崇孔子，并举行了祭孔仪式。蒋介石还将孔氏后人接到台湾，他们至今仍居留在那里。
我国的史实不正是如此吗？每当民众奋起反抗，总会掀起一股批判孔子的风潮。用我们的话来说，当你是革命党派时，自然批孔；而一旦成为执政力量，为了巩固地位，又转而尊崇孔子。我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来。这究竟是为何？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道理呢？
汉朝时期实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政策，主席曾指出，如今的孔夫子并非古时的孔丘，历代统治者依据自身需求，为他塑造形象。用鲁迅的话来说，所谓的孔孟之道，实则是由御用文人精心修饰过的孔夫子形象，他们以此思想体系束缚民众，成为思想专制的工具。回顾我国历史，是否确实如此呢？
毛远新提问道：“蒋介石真的深信孔子的教诲吗？共产党宁愿冤枉一千，也不愿放过一个，孔子又何时教导过他这一原则？孔子倡导的是和谐至上，那么主席当时推行那样的政策，又基于何种考量呢？”主席之所以提出批孔，其意在强调，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守自身的革命精神。
领导人指出，回顾历史，每当革命时期，往往都是从批判孔子开始，待到他掌权后，又会将他请回，目的何在？无非是将其作为维护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手段。因此，主席的论断何在？他明确指出，孔子，这位古代中国卓越的思想家与教育家，与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韩非子、荀子等先贤同列，均应受到我们的尊敬与缅怀，更值得深入探究。因为这些先贤的思想，实际上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，其价值值得每一位国人予以崇高的敬意。
然而，孔子的这一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，提倡政治倒退，难以被认同。至于现在我们所说的批判孔子，鲁迅曾指出，我们批判的并非真正的孔子，而是经过历代粉饰后的形象。孔子也只是提到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”，但自南宋起，妇女缠足等行为对身体的损害，以及男尊女卑的现象，这些在孔子时代并未达到如此极端。尽管如此，这些现象的理论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思想。
主席指出，我们共产党人自批判孔子始，然而，我们绝不能重蹈前人的覆辙，即批判之后又尊崇。若是我们为了巩固自身地位，将孔子的思想与民众的观念相融合，却陷入历史循环的陷阱，这便不可取。若共产党自身陷入无法掌控的局面或遭遇困境，转而将孔子请回，这预示着我们的衰败将至。
毛远新回忆道，主席曾言，我国并无一种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，这与西方大相径庭。主席以例佐证，他比喻说，耶稣与孔子相仿，在当年亦备受迫害，甚至被钉于十字架上。他们所创的学说，在当时均有其合理性，然而到了欧洲的中世纪，教会却沦为压迫和奴役民众的最恶劣工具。
主席指出，自欧洲文艺复兴兴起以来，资产阶段革命的发端便是针对教会，对神的批判，这与我国对孔子的批判颇有相似之处。然而，这里的教会并非质疑耶稣本人的教义，而是指要打破这一体系，资产阶级革命方能崛起。当时的教会实质上是宗教裁判所，其权力有时甚至超越法院。众多科学家因此遭受迫害，如哥白尼、伽利略等，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，否则将面临被处死的命运。
这难道能归咎于耶稣吗？显然不是耶稣的问题。然而，鉴于中国缺乏此类宗教，便以孔子的思想来治理国民。在中国，一切以实用为导向。生病了，想要孩子便祈求神灵，孩子一旦健康出生，便很快将此事淡忘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曾对宗教进行过批判和改革，经过改造，宗教得以适应资产阶级社会。因此，今天的宗教与中世纪的宗教有着显著差异。
毛远新说，主席深思良久，心中所想的是，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，那么我们就应当运用这一思想来启迪民众。孔夫子的言论虽言辞优美，每一句都堪称经典，难以指摘其错误，然而，它们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。
延 伸 阅 读
王年一：“我是秦始皇，蒋是儒学之尊。”
批孔资料
作者：王年一
中国历史学家
曾获优秀教员称号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林彪坚定地秉持着“紧跟”毛泽东的宗旨。在处理中央传阅的文件时，他所遵循的原则是“主席划圈，我便划圈”，换言之，即“毛泽东若同意，我便赞同”。
大动乱的年代：
1949-1976：中国历史时期
凯歌行进的时期
曲折发展的岁月
林彪本人通常不亲自圈划文件，这一任务多由其秘书代为执行。在公开发言时，他运用精心构思的丰富“生动”词汇，对毛泽东进行了赞颂。每逢林彪登上天安门参加集会，他都会要求秘书严格掌控时间，确保其提前一两分钟抵达，于城墙下的电梯旁静候毛泽东的到来；而在天安门之上，他则始终紧随毛泽东的脚步。林彪素来不阅读《毛泽东语录》，亦不随身携带，而是规定秘书负责保管。每逢林彪出席群众集会，秘书便会将《毛泽东语录》交到他手中。在群众高呼口号之际，林彪会举起右手挥动《毛泽东语录》，一上一下地展示。集会结束后，《红宝书》便再次回到秘书手中。1966年，林彪向毛泽东提交的文件上，均以“请主席阅”、“送主席批示”等措辞；自1967年年初起，此类措辞均被统一替换为“呈”字。
“所有提及之处，一律划去！”
1967年3月20日，林彪于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。在讲话的尾声，他提及一个独立且零散的问题：“此外，我还要提及一个小问题。近期，我发现市面上出现了所谓的‘林彪同志语录’，这些语录是由学生所整理，其中一份来自一所中学，另一份则出自某个红卫兵组织，我们已收到两份。此外，总政治部曾整理过我的政治工作语录，我认为不宜继续这样做。若你们在今后看到此类语录，请代为收缴。我已经向总政表达过我的立场，这个决定是坚定不移的，请你们切勿再行整理。”
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，中共中央发布《林彪同志致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》。信中，林彪于1967年6月16日深夜表述道：“不宜高呼‘祝林副主席永葆健康’的口号。唯有凸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方契合全国乃至全球革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客观现实。今后，在所有演出、会议、文件、报刊及各类宣传场合，均应凸显毛主席的形象，不宜与我一同提及。”翌年夏日，林彪外出途中，目睹街头上“纪念林副主席八·九讲话发表周年”等巨型标语，返家后即刻下令，要求立即将这些标语予以清除。
“郭老离柳宗元已远，不及先贤；自称共产党员，却崇拜孔子的先辈。”同年7月4日，毛泽东在与王洪文、张春桥的交谈中提到：“郭老不仅尊孔，更是反法。”
“请君少些对秦始皇的责骂，对于焚书坑儒之事亦需深思。尽管祖龙之魂已逝，秦朝的遗迹依然存在；孔子之名虽显赫，实则不过是空谈。秦朝的法律制度流传至今，而那些‘十批’的批评文章则显得不甚得体。熟读唐代人的《封建论》，切勿跟随柳宗元回归到文王时代。”
8月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《孔子——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》。9月23日，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：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，我也是秦始皇，林彪骂我是秦始皇，中国历来分两派，一派讲秦始皇好，一派讲秦始皇坏。我赞成秦始皇，不赞成孔夫子。”
《林彪与儒家思想》（资料一）指出：“克己复礼”被视为孔子企图恢复奴隶制的反动宣言。林彪及叶群多次强调“克己复礼”，这一行为显然暴露了他们急于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图，将资本主义复辟视为头等大事。若真是如此“暴露”了他们的野心，为何他们还会堂而皇之地将写有“克己复礼”的横幅悬挂？叶群难道不会这么做？实际上，“克己复礼”不过是旧瓶装新酒，含有“自我约束，遵守规矩”的含义。林彪和叶群将此挂在显眼处，实为“伪君子”。此外，将“批判林彪”与“批判孔子”混为一谈，存在诸多牵强之处。
秦始皇曾焚书坑儒。对此，我们的主席曾言：“秦始皇乃是一位崇尚现今而轻视往昔的专家，一位崇尚现今而轻视往昔的专家。”在我复述此言后，他紧接着反驳道：“秦始皇又能算得上什么？他不过坑杀了四百六十名儒生，也就是儒家学者。相较之下，我们在镇反运动中打击的，乃是几十万反革命势力。在我看来，四万六千名反革命知识分子，其数量已远超秦始皇。”
在与民主派人士的论战中，有人曾将我们比作秦始皇，然而这并不准确。实际上，我们的影响力已超越秦始皇百倍。若有人指责我们为独裁者，我们对此予以接受。”
6月14日，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的“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”中，重点阐述了所谓的“儒法斗争史”，并呼吁撰写文章批判“现代儒学”。江青表示：“当前文章中鲜少提及现代儒学。”“难道我们如今已无儒学存在？并非如此，为何还要反孔二？现今是否仍有儒学？当然存在，而且影响颇大。蒋介石堪称其总代表。”
以儒法之争为界线进行筛选，凡历史的每一步前进，均被归结为法家的功绩；而历史的每一次倒退，则被归咎于儒家的过失。凡在历史上有所建树的人物，无一不被赋予法家的称号，而那些历史上的反面角色，则无一例外地被划归为儒家之列。
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，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进行了荒谬的解读：称法家思想为进步，而将儒家思想定性为反动；法家主张变革，儒家则倾向复古守旧；法家强调团结与统一，儒家却被视为制造分裂的源头；法家被颂扬为爱国和抗战的象征，而儒家则被指责为卖国投降的代表；法家似乎总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，儒家则似乎总是逆流而行。该运动推崇封建统治的经纬与权谋，大肆宣扬所谓的“法、术、势”——即封建统治阶级的刑法、权术与权势。借评价秦始皇、曹操的历史角色之机，公然为他们残暴、凶狠、滥用暴力的行为辩护。
1974年4月1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载的《恃革命暴力者昌，恃反革命暴力者亡》一文，对秦始皇大加赞誉，称其“适应历史潮流的暴力行动实为佳举”。然而，该文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引发了破坏性的影响。
不仅摒弃了我国悠久的伦理道德传统，更对社会主义社会所确立的伦理道德规范造成了严重损害。对“师道尊严”的批判引发了师生关系的紧张。对“宽厚”、“忠恕”、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等传统“人性论”的质疑，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准则。
对“中庸之道”的批判和对“斗争哲学”的宣扬，更催生了一批人身上带有尖锐锋芒的极端好斗心态。在父子、母女、夫妻、兄弟、同志、朋友以及领导与被领导之间，原本和谐的社交关系遭受破坏，被誉为礼仪之邦的我国，其伦理道德水准亦随之大幅下滑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在民众思想深处留下的创伤愈发深重。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地区被迫推广“三忠于”、“四无限”的口号。农民在耕作前必须面朝东方行礼，而工人在机床前亦需对领袖画像鞠躬致敬。此时，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之风盛行，成百、成千、上万乃至数十万的民众为一句“最新指示”的发布，彻夜狂欢，欢呼声此起彼伏。某些省委书记在九大结束后，率领代表团返回省会，不仅带头跳起了“忠字舞”，更是从车站舞至省委机关。一位老工人因清理领袖塑像上的尘埃，竟被诬为“现行反革命”，遭受了长达数年的“专政”。原来，他的手触碰到了塑像的颈部，这一动作被认为带有“谋杀”的嫌疑。
五岁的孩童在嬉戏间，不慎将一枚纪念章套在了猫咪的颈间，母亲只得带着孩子一同承受那场“革命”的洗礼。一位印刷工不慎错排了一个铅字，一位贫农社员不慎念错了口号，一位机关干部则因疏忽将印有照片的废纸投入了废纸篓，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冠上了“阶级敌人”的罪名。“向右看齐”的指令曾被认为颇为不妥，有人甚至主张应更正为“向左看齐”；而交通信号中红灯要求车辆与行人暂停，也曾被指责不当，有人主张应以绿灯取而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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